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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札记】王晓光:西汉未央宫骨签刻文(节选)

时间:2017-10-04 21:05

【考古札记】王晓光:西汉未央宫骨签刻文(节选)

  一、未央宫骨签形制、内容、时期、用处

  未央宫中心官厅遗迹所出骨签63850件,其中刻字者57482件。骨签大多以牛骨为原料,色彩以白色、黄色为多;尺寸濒临,正常长5.8-7.2、宽2.1-3.2、厚0.2-0.4厘米;骨签形制基原形同,均为长条形骨片,上、下端呈圆弧形,从其横截面看,正面微呈圆弧形,反面较平,正、背面均有竖向锯痕,背面更显毛糙;骨签正面上部磨光,长3.5-4、宽1.5-2厘米,其上刻字;骨签中腰一侧有一半月形凹槽。骨签上普通只要一行刻字,其凹槽在骨签左侧,刻两行以上文字的骨签,其凹槽在骨签右侧。

  骨签刻字的内容可分为三类:第一类为物品、编号、数量、称号、规格等,这类骨签一般为一行字,也有两行字者,字数两三个至七八个不等;第二类为有“河南工官”、“南阳工官”、“颍川工官”内容的骨签,一般刻二至四行字;第三类内容与中央官署等有关,刻字一至四行。

  长安骨签的时代下限在西汉初年,上限在西汉末年,以西汉中前期为多;有编年的骨签,最早者为武帝太始元年(前104年),以始元、元凤时代(昭帝)“三工官”者数目最多,骨签使用连续一百多年,甚至多少与西汉时代相一直。

  关于骨签的功效,各家说法纷歧,归纳综合起来有三种看法:档案说,标签说,弓弭说。

  档案说。发拙者以为“骨签主如果设在处所的中央工官向皇室和中央上缴各类产物的记载”,存在档案性质,因为骨签出土于国都皇宫,内容与中央、皇室有着直接关系,是西汉中央当局保留备查的主要文字材料,应属中央、皇室档案。

  标签说。有人认为骨签是作为物勒工名的器物“标签”或“标牌”,骨签用绳索经过半月形凹槽成对捆放,作为标签或标牌系于器物上,并认为未央宫三号遗址是一座寄存兵器的“武库”。李学勤先生也认为骨签是附着在一定物品上作为一种标签使用的。日本学者小原俊树称“部分骨签或者有可能由各地工官刻制后作为物品的标签拴缚在物品上送往未央宫保存的”。

  弓弭说。还有研究者提出,骨签乃“复合弓”或弩弓之部件--弓弭,在弓弭部粘帖骨质弓弭,目的是增添稳固度,使弭部愈加硬朗坚固。骨签刻文应是在骨弭加工过程中或器物制成后,由详细制造人或治理、核对人刻写的。持此说者继而揣测三号修建遗址当是西汉中前期戍守未央宫驻军集中修理、贮储弓弩等军器之所。

  二、骨签刻文探析

  1、骨上契刻微字。

  一切骨签未见朱墨书痕,均为直接锲刻,这与甲骨文经常书然后刻有所分歧。刻文个别位于骨签的上部,骨签正面上部约2×3.5厘米的骨面刻字,每件刻文一至数行,每行两三字至七八字不等,文字渺小,近于“微雕”,最小的1平方厘米内刻两行10多字,每个字甚至不到2毫米见方(如13358号骨签)。如许小的字径与尹湾牍上局部微字附近,但仍不迭周人晚期刻辞字径小。

  2、方直笔势主导。

  骨质难刻,受书面又小,文字点线、结构体势只能弃曲而用直,方直笔势成为骨签刻文的主旋律。虽然如此,骨签刻文也有一些直与曲的变化。比如“第”的“弓”大多刻为数个直折状,而00161、08450等签则刻成曲圆弧转;“官”的“冖”部除直折外,也有作右部弧转的;又如13355号骨签3行30余字多为圆笔曲线字形,大体依手书简牍体、草体结构契字。刻文曲与直的变化大致因刻手不同而有差别。

  只须刻出字形即到达契刻目的,美感与润饰并不是重要挑选,如斯,隶书波磔类描绘、点线的粗细差异等就显得过剩或力所不及。骨签文字没有磔角、波势,只要结体的诡异变化和线条的直曲比较。

  对于曲圆笔书刻与方直笔书刻的关联,王镛师长教师的评论颇有看法:隶变进程里,追求快捷的简化趋势,重要体当初隶书简化省略了篆书繁复的结构,而不表现为由篆之曲圆改变为隶之直线方折这一详细景象;但在砖石金类材质契刻中,平直方折的线条倒比曲圆点线刻起来更快捷省劲,若应用羊毫书写则正相反、即书写圆转笔道比直方笔道更快捷。

  3、约省简化的字形。

  在狭窄的骨签上契刻文字,加之效力需要,除用方直势刀法外,精简构造也是抉择。结构约省是骨签刻文一大特点,如“卒”的“从”省作“人”,“乐”的“幺”省作“△”、甚至“木”上直刻三个“△”(13601号),“年”省为三横一竖,“造”之“告”简为“去”形,“第”简为三横与“入”的组合,“令”之“人”简作“一”,“百”之“白”省作“口、△”,“步”简作“七”、“7”组合(10229号),“官”宝盖以下简为“日”,等等。此外还应用合文法以省减笔画,如数字“五十”、“七十”等。

  4、轻率化刻文。

  与省减字结构亲密相干的是草体化,这与手书体中的繁复草化书写分歧,所不同的是,潦草的简牍墨书更多弧形圆转笔画,而在坚挺的牛骨上契刻,草、简、快的刻法也以直线为主,于是,“Z、>、コ、△”等结构常呈现于骨签上。李学勤先生剖析:“骨签刻得比较快,更反应了草化的趋向,跟事先武器上比拟罕见的通行文字类似,这种趋向表示很显明。所以,它岂但是隶书,还带有必定的草书滋味。”好比,“元”、“定”的下部草作“Z”,“工”字也草作“Z”(08181号),“五”先写一“Z”再加一斜画,“糸”改作两“△”加“十”,“第”之“弓”有时由断开的四五字构成。骨签“草法”中,一部门并非按手写体(简牍)草法,而实为姑息骨刻便利的变形草率刻法;另一部分则根据手写体中的草写规矩,如06441、13355等号签,有大批翰札草体那种右弓形弧笔--这种弧笔显然不如平直线好刻,刻者取舍曲弧线应当是来自平凡手书体的习气。

  5、刻文脸孔多样性。

  固然都是笔画均粗的直势点线,骨签刻文依然不止一式一格,这与它们出自较多刻手有关。日本学者小原俊树详细分析了骨签刻风的多变:比如“三工官”刻风各别,河南工官的骨签文字全体扁平,多用直线,刻工较细;颍川工官的骨签文字偏纵长,参以曲线变化,工拙并存,草简化较多;南阳工官的比前两种愈加草率。小原氏还指称骨签在防止字形相同化上已初具认识,契刻已具有了文字外型表现认识或章法处理技能。同一字形体及刻法各不雷同,主要由于刻手不同,而非着意表现“字形多变”;至于文字外型表现及章法处置认识,没需要在狭小的骨签上发挥。

  三、西汉骨签与西汉箭杆刻辞比较

  1930年东南迷信考核团在居延边塞发明箭矢什物,索马斯特《内蒙古额济纳河道域考古讲演》中记载了9支残箭的箭杆上有刻辞,这组箭编号为P.164第1至10号箭,除一支外,其他都有刻字,箭杆直径0.85厘米、长32.4厘米;都没有箭镞,部分残存少许箭羽;箭杆两头所髹黑漆和缠丝还残存,字刻在缠丝和髹漆实现之后。据刻辞可知这些箭满是河内工官制造的,河内工官在造好一批箭后,可能在作坊内依据事先工官的通例,于其中一支上刻写各级督造和制造者的职务和名字,并加编号,这批箭经大司农或其余单元兼顾,运往居延边塞。这批河内工官造箭的时代在武帝至王莽之间。

  两种刻字所记督造者、制作者职称大体分歧,如“工官令,丞,作府啬夫,掾,佐,令使,冗工,工”等,可能有的记刻得具体、完全(如颍川工官、南阳工官、河内工官所制),有的则记刻得较简单(如河南工官所制);箭杆刻辞上的年号因箭杆残损、漆剥蚀太过而不克不及完整辨识。

  箭杆直径不到1厘米,刻辞字径约为杆径一半,即字径约0.4厘米,与骨签字径相仿;文字作风也与骨签近似,不过比骨签刻文更草率,连笔更多,且不少圆弧线条,字形横扁,纵向密集;各支箭杆契刻法不同,并非出自一人之手。

  内容编制分歧性,应阐明两种器物为统一类种,即可干证长安骨签应为弓弩物件,即弓弩弭。

  四、骨签与殷周甲骨文、西汉石砖刻文等的比较

  1、骨签与甲骨文的对比。

  …………

  2、骨签与刑徒砖、陶瓦文、前汉刻石等的对照。

  …………

  3、从骨签刻文窥视西汉日常书刻实态。

  长安骨签与汉刑徒砖等均为前人随手为之的书刻物,此中并没有几多客观审美寻求,古人有时过多将当下的懂得强加于现代刻手身上,并给出一些误读;当然,以明天书法创作的态度看,从天然、率真、变更等角度解读这些刻划作品亦无可非议;若从史实本相破场着眼,则须要另一种察看角度。有研讨者指出,有些砖文(比方曹氏宗族墓砖刻)除记载一些有明白意思的公用刻辞外,年夜多是不目标的顺手刻划,有的只是建造资料,过洼地重视它们的史料价值,硬性套用,很轻易发生过错的论断。

  不外,长安骨签显然具备刻辞实用性,对于西汉书刻研究不无价值。骨签刻文从新再现着隶变时代的某些变化轨迹。这样说并非指骨签时代隶变正在停止中,而是指骨签刻文含存某些畴前的书刻技术要素,一方面因为硬性介质,一方面来自官方书刻的传统惯性,即存在旧技巧的烦扰和影响;别的,有纪年的骨签刻文以“始元”、“元凤”者为多,为昭帝时期,此期是汉隶成型期,但平易近间书写仍大量存有古隶至汉隶过渡的信息,很多日常书写仍滞后于书体演进大势,这也表现在骨签中。比如骨签上的数字,“百”字有多种刻法,其中有些与古隶结构相近,其他如“五、六、千、万”等如此。骨签刻文中的草率刻法与事先草体接洽密切,但不是手写草体(如章草等)的照实照搬,而是利刀施于硬骨上的方折平直化的草体状态。当然,这些刻文主体上仍属分书,为事先实用书写的简化体,“简化”表现于,一是舍弃笔画细节描述,如隶书的波磔等,二是平直取势,点线尽量方直化,三是精简字结构,四是草化。后面说到的西汉石砖刻文与手写体不尽分歧,也主要因为这种契刻式“简化”;但是简化亦不离本,骨签及各类石砖刻文在结构、字形上与手写体并无二致,也能反映西汉中前期日常书刻实态。骨签刻文虽说平直势点线主导,但手书格局亦有露出,第06286号骨签中,“五、河、余、冬”等字刻出撇捺笔的曲势及波磔感,这取决于刻手立场--过细刻画,仍是潦草急就。骨签刻文多样化特点映射了社会一般书刻情况。若有学者所说的,“大部分东周秦汉墨迹实在都拥有字形巨细、陈列亦不甚整洁,但不见得全是草率,其中活泼典雅的佳作更不在多数。现实上字形是非自在、大小变化、线条有粗细、横画有斜度,本就是现代篆隶书法的实况。”宋镇豪先生谈到长安骨签刻文时说:骨签是纯适用的文字,艺术性不见得很高;从书法史角度看,反映了事先社会一般的书法状态及变化,因其数量大,具有广泛性,能反映这一时期文字变化趋向。西汉骨签虽为草率型刻文,却含有多种信息,对研究隶变收官阶段、古隶到汉隶的形变,俗写草书、俗体中的简化方法,书与刻的关系等,均有参考价值。

  (本文原刊《书法丛刊》2014年第1期,本处为节选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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